藝術鄉建:不得不重新打開的潘多拉之盒

時間:2018-05-10 10:49:14 | 來源:藝術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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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鄉村建設就像打開了潘多拉之盒,各種惡與欲望釋放出來。結果,潘多拉將最美好的——希望,鎖在了盒子里。當藝術鄉建再度打開潘多拉之盒,必須將美好的希望再度釋放出來。

鄉村建設作為一種現代化話語建制,不論其前綴添加的是保護、復興、重建還是發展,本質上怎么也擺脫不了治理的現代性傷痕。與歷史上所有巧取豪奪的邏輯幾乎同構,藝術鄉建一旦在使用的過程中受制于單一意志,取消藝術自身的能動性與社會的整合能力,則會淪為魔鬼手中溫柔的利刃與掩飾不平等關系的誘惑性修辭。如果鄉建已成為當代對鄉村加以功能性治理和文化規訓的方案,并在此意義上,促使藝術鄉建這一在市場、國家、地方及不同利益主體的動機下,成為治理型社會的文化時尚與控制方式。那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問題,便是作為具備能動性的主體,如何在不放棄話語提供的機遇與便利的前提下,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并投入到“藝術鄉建”這一承載了潘多拉災運、祝福與希望的戰役當中。

  藝術節期間的許村

藝術鄉建其實并未脫離“治理”范疇,它依舊帶著奧林匹斯山的詛咒降臨人間,只不過這個詛咒是以藝術溫柔鄉的面目,或是說以假扮詛咒及厄運的反面到來的。對比先前鄉建過程中的革命性步伐,即那種至上而下、無所不包和強制性的治理方式,藝術鄉建的立命之方,是建立在對之前治理方式的修正和超越上的。此種方式擺脫了過往的治理慣性,具備另類(alternative)特質。它倡導建構而非消除,提倡多主體的合作參與而非單一的集中管理,這是從樹狀型的組織管理模式,向平滑與流動為其特質的自由主義管理模式的轉換。由此可見,作為另類治理方式,藝術鄉建與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建制邏輯具備家族相似性,它們都以提高、改善和優化生命質量及共同體活力為其手段,來達成政治和社會治理的目標。藝術鄉建是以反對以往鄉村治理的面目,甚至是以一種“反治理”的面目,無傷大雅地達到其社會治理的目的。

  渠巖與村民一起討論整修河堤

  渠巖和青田村民一起燒番塔

反觀近年藝術介入社會與藝術鄉建的套路和方式,才能縷清藝術鄉建的生產性路徑與局限,則有助增強藝術鄉建參與者的主體能動性。換言之,藝術鄉建作為一種被賦予不同理想價值標配的治理手段,在極為走紅之當下有以下套路和方法:

(1)藝術表演——脫離鄉村文化與村民訴求的美學表演。一些藝術家依仗自身的權力地位、名聲和影響力,在介入鄉建的過程中,直接將他們在城市中未能輕易實現的美術館/藝術理想挪至鄉村,將鄉村作為經營他們藝術理想的一塊可肆意踐踏的廉價處所。使鄉村成為藝術家個人化自我創作的現場,其作品的實質還是西方美術館的那套系統,甚至村民變成任由藝術家擺布的木偶。這是今日藝術介入鄉村最災難性的濫觴表演。藝術家只是置換了一個自我表演的舞臺,成為藝術家在鄉村舉辦的花式派對。當然,這并非說鄉村就不可以出現藝術表演,或出現藝術表演的鄉村就不是鄉村,甚至也不認為鄉村是個排外的場所,并對所有圍繞這個世界出發的理想充滿敵意。我們只是要批評那些以個人意志為主導,脫離在地傳統文脈與人心的藝術鄉建方式。因為,如此的介入與十字軍東征無異。

(2)審美再造——通常在“美化”的治理模式中踐行。值得注意的是,在鄉村中審美再造的手段,它通常是法西斯式的——即那種同質化的、不區分的審美化治理,它最大的弊病是與地方傳統嚴重脫嵌,但有時又會被地方傳統給變向性地轉換。如果辯證地觀察,我們就會發現,這些來自外部力量的審美再造,對鄉村而言并不全是被動的。很多地方精英與當地百姓,也都常常挪用不同地域的審美時尚,比如:鄰近城鎮的、受大眾文化追捧的、城市里流行過的、常被主流媒體宣傳的審美風格。然而,我覺得有必要重新認識到,鄉村的審美有超出我們想象的開放性。也就是說,鄉村社會同樣需要可供他們模仿的不同文化,需要他山之石來豐富自己的地方譜系,以實現他們傳統的自我更新。也許在我們的眼中,他們審美嫁接和挪用方式太過“山寨化”,即總是不分門類四處挪用他們自認或受認的“美”。然而,在這一過程中,這些看似無厘頭的,甚至有些惡俗、屌絲的挪用,卻在不經意間破壞了這些來自外部的同質化治理。而我想指出的是,我們也許忽略了“山寨化”里頭所暗藏的地方學問,即“山寨化”過程中所體現的鄉土邏輯與文化創造力,從而丟失在鄉村中再造審美的文化力量。

  藝術家在許村的助學行動

(3)符號經濟——依舊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邏輯。“文化”不再是自成一體,與世無染的概念。上世紀70年代以來,“反文化”的理論潮流開始入侵曾被我們視作中性的、天然的概念“文化”。在反思毒劑的浸泡下,“文化”瞬間顯露出它的撒旦面向。“文化”開始被視作可被操控的概念裝置,這促使我們不再好奇文化里的內容,而走向對文化內容與來歷的質問——即對文化表述如何形成,以及由“誰”表述的提問。也正是這樣的問題意識,使“文化”的神圣性和光暈徹底喪失。這似乎是上帝死后,人死后,輪到“文化”接應的塔米諾骨效應。文化開始成為不同主體能動操作的對象,但“文化”自身卻消失匿跡,或變成一具可被主體隨意操弄的“死尸”,成為被反復利用、表述與再現的符號修辭。所以,若將這個面向的“文化”,放置到鄉建的語境中加以審視,我們或許會發現鄉建中的“文化”是被表述出來的,與在地的日常生活和微妙的噪音脫節,是圖像中、書本里與規劃中的“文化”。也就是說,鄉建中的“文化”被不同動機的主體反復添加、修正并注入意義。也正是在這般的操作中,“文化”的工具論面向被無限放大。

(4)精神重建——重建的永遠是改頭換面的精神與越俎代庖的理想。鄉村的精神與傳統力量果真被革命給全面斷送,果真被改革給徹底出賣了么?還是說我們可以反過來思考,鄉村的精神與傳統在革命時期、改革時期以及景觀時期,都分別呈現出不同的生命張力和創造性。我想指出的是,改頭換面的傳統與越俎代庖的理想會不會就是文化傳統自我更新的事實。鄉村的傳統從來不是自我封閉與一成不變的,它表象上的保守性具有內部的開放度,總是與朝野、山林、江湖、往圣、海域,與鄰近的文化保持著或遠或近、或隱或現的曖昧關系。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對鄉村傳統精神能開放地加以理解,或許我們就會發現,鄉村的精神面向具備多種可能性。即可是集裝和雜糅的面容,又可在不同面容中來回切換,其切換的方式又極具地方特性。

另外,我們還須認識到,對以上提到的藝術鄉建觀念加以合法化的路徑:

(1)反現代化。藝術鄉建的合法性構建,常常是對現代化初期弊端的修正,但實質上,藝術鄉建是一種反現代化的現代治理方略。需要指出的是,用藝術介入的方式進行鄉建,應用的是“現代化破壞鄉土文化”這一天然假設。但問題是,藝術鄉建的良好初衷,卻受制于其反現代化的沖動,使其在介入過程中,用作為武器和手段的“藝術”遮蔽了鄉村自身。

(2)超越現代化。對現代化的超越而非抵抗,常是藝術鄉建者的理想。他們深信藝術自身潛藏超越二式對立的第三條路線,認為藝術有著在情感上超凡的溝通和整合力,能愈合被現代化割裂的刀傷。但問題是,“藝術”也是一個類似“文化”一樣,可以被不同權力意志給操弄的話語,“誰”的藝術,“怎樣”的藝術,為什么必須是“藝術”的問題在此過程中被懸置。在這個意義上,藝術似乎被用作安撫知識分子超越現代化理想的美好修辭。換句話說,藝術鄉建真的能超越和解決現代化的弊端么?還是說藝術鄉建不論以怎樣的造反姿態,也無法剪斷與現代化的親緣關系。我們只有清晰地承認這點,并帶著對藝術鄉建的謹慎意識,才能盡量減免藝術鄉建這一被施以毒咒的誘惑,從而得以將內部攜帶的希望真正放飛。

(3)探索中國化。這類話語即可說是藝術鄉建者審時度勢的理想,也可說是抵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嘗試。既要把接續文脈的傳統復興成為當務之急。又要避免“中國化”的修辭討好權力主體的當代胃口。所以,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在鄉土的邏輯中,探索出文化中國的真正精神脈絡所在,以避免被“中國化”的大國意志所侵襲,用鄉土守護的文化共鳴奏出文明的和聲,而不是用藝術鄉建的方式再造一個刻板中國或是說一個自我東方化的中國模式。

除外,我還想補充的是,我們合理化藝術鄉建的方式,還與以下的自作多情有關。即我們常習慣性地將鄉村視為“不合時宜”的對象。比如:將鄉村認定為落后/欠發達的典型;并用“積貧積弱”的修辭加以表達。比如:神性走失、主體喪失和行動缺失等。但不論他們如何對鄉村賦予怎樣的情感色彩(同情、懷念或痛惜……),都會將鄉村的“病根”嫁到現代世俗主義頭上。從而忽視了這套治理的話語,是如何在提前消解并問題化“鄉村”自身的,即將“鄉村”置換成一個象征性地安撫當代中國集體焦慮而加以消費和治理之對象。

  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青田

我們無法簡單地將鄉村神性的走失歸罪于現代世俗主義在日常生活的全面蒞臨,因為同樣存在的現象是——鄉村神性與共同體精神的重建,也同樣依托現代世俗主義的背景。之前一些學者的思考或許將世俗化與神圣性放置在二元對立的簡單框架中,忽視了二者相互生成和轉化的可能性。易言之,忽視了世俗社會對神性、靈性與超越性的需求,并不小于其對個體、自然、神圣與生態加以對象化和客體化的局限。

易言之,全球化語境中的世俗社會需要神性、差異性和多元文化來支撐其完成新一輪游戲,這是大數據時代控制型社會的需求。也就是說,權力游戲的真相不再囿限于單子化個體,它更類似一盤處于變動和重生過程中的流沙,其中的贏家和輸家不過是變量之代碼,而不再受限于簡單的支配和壓迫關系。故而,那些被學者不假思索運用的城鄉二元框架,已無法再適用景觀時代那“人人皆為消費者”的現實,因為這個現實導致鄉村中的文化、地景乃至人文等,這些一直被人文主義價值觀高歌的坐標,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以話語和圖像的方式祭奠給作為自由個體的消費者/上帝。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城鄉的格局被流動性和虛擬性極強的符號、形象與話語所打破、替代與穿越,以至不論走到哪兒,你都能瞥見圍繞“鄉村”展開的系列休閑文化符號、巨型景觀以及穿越其間的人群。比如:閑庭散步在鄉村中的城市人;倒流到城市工業生產線上的鄉里人;蝸居、殘喘和掙扎在城中村中的無數流動人口、打工族和待業者。

  青田漁民

總歸,“城/鄉”已不是一個能呈現與解釋當代中國社會的萬金油概念。因為,“鄉村”開始成為一種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一種不經意間被外部理想所挾持、包裝和添置的價值觀,一種被無數主體重新加以消費與言說的話語和形象。這既是說,“鄉村”不僅只是作為城市對立面而存在的文化空間和社會主體。相反,“鄉村”化成了一個誘惑性的符號,一個注滿了挑戰、機遇和希望的潘多拉魔盒。就此,一個似乎不得不承認的現實是,“鄉村”已被符號經濟這艘客船帶進當代這個異質雜陳的世界。其中,藝術家與各類操盤不同武藝的知識分子,當地政府官員、精英和在地的各式流動人口與本地人,都攜帶具備某些家族相似性的愿望。比如:復興家鄉的地方情結、光宗耀祖的傳統心懷、復興傳統文明的士大夫精神,以及響應新時期大國文化戰略的政治抱負等。然而,這些起始看似各異的愿景,卻都駛往一個共同的前景——即將“鄉村”視作不同主體投射其欲望和愿景的“標靶”。然而,鄉村的標靶化,意味著鄉村活在不同主體的闡述、爭奪與再現之中。這既是說,“鄉村”早已名存實亡,它以“世界中的圖像”(海德格爾)浮出水面。

如今的“鄉村”,首先是當代世界的鄉村,是不同主體爭奪的游戲場地,是世俗化更新換代的現代性謀略。

攝影:王小紅,作者:渠巖   來源:藝術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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